原发性肝癌的生物标志物：肝细胞癌与肝内胆管癌的早期诊断挑战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和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两种类型，它们在细胞起源、临床表现、诊断手段及治疗方案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的正确理解对于实现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

肝细胞癌（HCC）起源于肝脏的实质细胞，占所有肝癌的比例高达75%-85%。HCC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和肝硬化。HCC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许多患者在疾病进展到较晚阶段才开始注意到腹痛、黄疸、体重减轻等症状，这使得HCC的早期诊断变得十分困难。慢性肝炎病毒感染是HCC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特别是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长期酗酒导致的肝脏损伤也是HCC的一个重要诱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作为一种代谢性疾病，近年来其与HCC的关联性逐渐受到重视。肝硬化作为肝脏长期损伤的最终阶段，是HCC发生的重要基础。

相对而言，肝内胆管癌（ICC）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占原发性肝癌的10%-15%。ICC的风险因素涉及胆管结石、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肝硬化和某些寄生虫感染。ICC的临床表现与HCC相似，但黄疸和胆管梗阻症状在ICC中更为常见，这为临床诊断提供了一定的线索。胆管结石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是ICC的主要风险因素，它们可引起胆管慢性炎症和损伤，增加ICC发生的风险。寄生虫感染，特别是血吸虫病，也是ICC的一个重要诱因。

HCC和ICC的诊断依赖于多种手段，包括影像学检查（如超声、CT、MRI）和血液生物标志物（如甲胎蛋白AFP）。然而，这些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不足，限制了它们在早期诊断中的应用。因此，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以提高早期诊断率，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影像学检查是HCC和ICC诊断的主要手段，超声、CT和MRI等检查可以发现肝脏的占位性病变，评估病变的性质和范围。甲胎蛋白（AFP）是HCC常用的血清生物标志物，但其敏感性和特异性有限，特别是在早期HCC中。因此，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如微小RNA、循环肿瘤DNA等，对于提高早期诊断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治疗策略上，HCC和ICC也有所不同。HCC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切除、射频消融、肝移植以及靶向药物治疗等。而ICC的治疗则以手术切除和化疗为主。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针对HCC和ICC的新型治疗方案正在不断涌现，这不仅有望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也可能改善患者的预后。HCC的治疗手段多样，手术切除是早期HCC的首选治疗方法，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等局部治疗手段也是重要的治疗选择。肝移植为部分晚期HCC患者提供了治愈的可能。靶向药物治疗和免疫治疗等系统治疗手段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为HCC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相比之下，ICC的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化疗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但总体疗效有限。新型治疗方案，如靶向药物、免疫治疗和基因治疗等，为ICC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机遇。

综上所述，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癌作为原发性肝癌的两种类型，在病因学、临床表现以及治疗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开发新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方案对于改善早期诊断和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预防措施同样不可忽视，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如戒酒、减肥和控制肝炎病毒感染，对于预防肝癌的发生至关重要。通过提高公众对于肝癌的认识和预防意识，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减少肝癌的发病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预防肝癌的发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戒酒、减肥、控制肝炎病毒感染等预防措施对于降低肝癌的发病率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加强肝癌的科普宣传，提高公众对于肝癌的认识和预防意识，也是降低肝癌发病率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综合防控，我们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减少肝癌的发病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苏进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伍家院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