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治疗进展：肝细胞癌与肝内胆管癌的生存质量改善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致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组织起源不同，原发性肝癌主要分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和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两种类型。虽然这两种肿瘤发生在相同的脏器——肝脏中，但它们在组织来源、临床表现、诊断方法和治疗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从疾病原理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HCC与ICC的特点，并探讨其治疗进展对患者生存质量的改善。

首先，肝细胞癌（HCC）起源于肝细胞，是最常见的肝癌类型，占原发性肝癌的80%以上。HCC的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慢性肝炎病毒感染（如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等。这些因素导致肝细胞的基因突变累积，最终诱发癌变。HCC的临床表现多样，早期可无症状，进展后可出现腹痛、黄疸、腹水等。诊断主要依靠影像学检查（如超声、CT、MRI）和血清肿瘤标志物（如甲胎蛋白AFP）。

相比之下，肝内胆管癌（ICC）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发病率较低，约占原发性肝癌的10%-15%。ICC常与胆管结石、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疾病相关。其临床表现与HCC相似，但黄疸出现更早、更常见。诊断同样依赖影像学和血清标志物，但ICC的特异性标志物仍在研发中。

在治疗策略上，HCC与ICC也有所不同。早期HCC可采用手术切除、射频消融等局部治疗，而ICC由于位置深在、早期易侵犯血管，手术切除难度大，常需联合放化疗。对于晚期肝癌，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是重要的治疗手段，但不同分子分型的患者对治疗的响应存在差异。

生活方式对肝癌的发病有重要影响。戒酒、控制体重、预防肝炎病毒感染等措施可降低HCC的发病风险。而早期诊断仍是提高肝癌患者预后的关键。目前，AFP等血清标志物在早期诊断中存在局限性，亟需开发新的生物标志物。

近年来，肝癌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如靶向药物仑伐替尼、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等，显著延长了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但这些治疗手段在不同患者中的疗效存在差异，未来需进一步探索个体化治疗策略。

总之，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癌虽然都属于原发性肝癌，但在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和治疗策略上存在差异，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随着治疗进展，肝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到了改善，但仍面临早期诊断和个体化治疗的挑战。未来，开发新的生物标志物和个体化治疗方案，将是提高肝癌患者预后的关键。

原发性肝癌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其中，遗传因素在肝癌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某些遗传易感基因与肝癌的发生风险密切相关，如TERT、CTNNB1等。环境因素如黄曲霉毒素、二氧化硅等职业暴露也与肝癌的发生有关。此外，不良的生活方式如长期酗酒、高脂饮食等也增加了肝癌的发病风险。

在临床表现方面，HCC和ICC虽然都可能出现腹痛、黄疸、腹水等症状，但HCC患者更易出现肝功能不全的表现，如凝血功能障碍、肝性脑病等。而ICC患者则更易出现胆管梗阻的表现，如胆汁淤积性肝硬化、胆管炎等。此外，HCC和ICC的转移途径也有所不同。HCC主要通过血行转移至肺、骨等远处器官，而ICC则更易通过淋巴转移至区域淋巴结。

在诊断方面，影像学检查是HCC和ICC诊断的重要手段。超声、CT、MRI等检查可以发现肝脏占位性病变，评估病变的大小、位置和侵犯范围。血清肿瘤标志物AFP、CA19-9等可以辅助诊断，但特异性和敏感性有限。近年来，液体活检技术如循环肿瘤DNA（ctDNA）检测在肝癌的早期诊断和分子分型中显示出潜力。

在治疗方面，HCC和ICC的治疗策略有所不同。对于早期HCC，手术切除、射频消融等局部治疗是首选，5年生存率可达50%以上。而对于ICC，由于其位置深在、早期易侵犯血管，手术切除难度大，常需联合放化疗。对于晚期肝癌，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是重要的治疗手段，如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等。但不同分子分型的患者对治疗的响应存在差异，需要个体化治疗。

总之，原发性肝癌的发病机制复杂，临床表现多样，诊断和治疗策略需要个体化。随着对肝癌分子

刘青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